保育第一线──生态从业人员面临的困境

海编说：腹背受敌的处境、现行框架和制度等原因，都是身在保育第一线可能会遇到的困境。唯有改变现状、跳脱框架，才能让台湾生态从业环境更成熟，让更多相关人员愿意投入心力于保育。跟著布鲁一起看看身在保育第一线的从业人员会遇到哪些困难吧！本文获作者同意转载，原刊于《环境资讯中心》。

若有人说，他投注毕生志愿于生态保育工作，你如何想像与理解这样一个非典型工作的内容？是成天山里来海里去，沈浸于「大自然」与动植物种之间？或是将自己绑在蓊郁参天的老树上，阻止他心中万恶的黑心企业越雷池一步？嗯，或许是吧，但实际的情形比较像是两者的综合版本，再添加许多调味料般的社会现实。

生态保育第一线不在深山野岭

电视节目中带著仪器在荒原中行走，谨慎地追踪足迹，兴奋地发现目标动物，然后一股脑的跳上前去捕捉，这是众人容易接触到的资讯，形塑了对保育工作的认知。实际上，保育工作运作的范畴更接地气，存在于生态与人为开发冲突最剧烈的区域，执行生态保育人员内心，在保育初衷和利益关系之间承受巨大的冲突。

生态保育具有公共效益，若要牺牲私人利益恐难群起响应，故多由政府部门负责政策推行。中央山脉保育廊道的保育计划一直是政府保育工作重点区域，近年更将范围扩及平原、浅山丘陵区。然而，有存亡危机的生态系，既非深山的原始林、亦非平静的乡野道，而是在与工程开发、土地利用重叠的区域，面临工厂、住宅、能源设施的兴建、道路维护或河川整治等。每一项都与你我的产业利益、生命财产安全密切关联。

因此，《环境影响评估法》、生态检核行政规则等制衡开发之生态评估机制，随著保育意识抬头与民间团体的推动下应运而生。这些机制简单来说，就是在任何工程进行之前，需先就当地生态系、生物种类进行评估（多由民间公司雇用生态专业人员执行），并重新考量施工必要性与方式。

这听起来完整而合理，但真的是这样吗?

没有人会拿石头砸自己的脚

教科书或新闻上总宣扬著保育的价值，那么我们就用「价值」这个世俗的角度先来探究世人看待生态的眼光。我时而与山林中不期而遇的路人、登山客有些对话，在我告知面前那株拗口而难以记忆的植物名称后，对方第二个问题大概有九成是：「这个植物可以吃/泡茶/当草药吗？」，通常我会悻然承认除了某些例外物种，它们大部分「没有用」。

看来一般人的「价值」与生态保育的目标落差可不小。社会中多数产业或交易产生，是需求和供给的互动结果。然而，生态调查行业的存在却仰赖政策的强制规定，对多数单位而言，生态保育是受制法规的让步，并不自然存在所谓需求。况且，保护生态的建议措施，总是反过来减损开发单位利益、增加施工成本。这样的零和游戏，让生态从业人员面对评估的过程举步维艰。

我曾在某西北部山区的团队会议内，被开发单位以耿直的口气询问：「你告诉我，报告内的稀有植物长在哪里？我们先把它挖掉。」听来目无法纪，但这些血淋淋的言语在生态从业人员身旁真切存在。在一个东部平地的计划，「隐恶」扬善的动机以更隐晦的方式表达：「这些稀有物种不要说出去。」工作认真是人人赞赏的美德，但若因为工作认真而调查到很多敏感的稀有物种，那你可能已经造成他人的困扰了。

现行制度下，环境影响评估由开发单位支出经费并聘用生态专业团队执行调查、提交报告，最后的书面报告统一经由开发单位递交说明书提供审查。于是，违反人性的政策导致光怪陆离的结果，没有人会拿石头砸自己的脚，生态调查呈现方式受到各式各样程度不一的「调整」。

干涉生态报告不限于以下手法：

1. 直来直往：直接让敏感物种从报告文本中消失。
2. 拐弯抹角：从你的上级施压（或上级主动对你施压）。
3. 好为人师：教导你一份「好的」生态报告应该要如何写作。

不过有些开发单位不需要这么费心，因为生态团队在波折过后难保不会自我审查呈现的内容，至于作法是有几种：

1. 不用规划完整的调查，减少工作量又减少找到稀有物种的机率，省事事省 （台语，戏谑性强调，凡事从简，可以省下麻烦）。
2. 反正总遭到施压，不须认真调查与撰写，让报告看起来没有破绽就好。
3. 内容「不出意料之外」可得到各方肯定，服务单位也在竞逐合约上更受青睐，仕途亨通。

曾有熟识长辈在听闻此一职业描述之后，立刻给予简洁有力的四字评论：「挡人财路」。好一句「挡人财路」呀，若非基于对于生态的热爱和决心，如何承受得起？

腹背受敌的处境

在生态评估机制进入审查时，透过委员的疑问来清理逻辑，可使开发单位的做法朝生态友善的方向改善。在正向的表面流程下，仍发生一些有苦难言的情境──生态团队给予的建议，开发单位未能接受，当在会议上遭委员察觉生态未尽考量而质疑时，出面应对的却是生态团队自身，是同行都曾面对的无奈循环。

例如：北部某处工程罔顾生态调查人员的紧急保留建议，将某保育类淡水鱼的埤塘栖地开挖破坏。事后审查会议要求检讨补救措施，于是开发单位为要求生态团队增加努力量并解释「原因」，试图再次捕获该鱼类。想当然尔，覆巢之下无完卵，这事后增加的努力量并没有挽回任何一条鱼，徒增无谓工项。正确作法是采取栖地保留、栖地补偿或是移地复育，试图保留或弥补族群与栖地，而非想方设法利用合约甲乙方关系，「指导」生态团队增加调查努力量为自己的错误行为开脱。

耐人寻味的是，某些开发单位额外衍生在生态保育上的规划与成本，优于其他目的与规模相当的开发计划，却不见得能够在整个案件审查过程中受到相应的肯定，专业的团队给予丰富之生态对策，却导致该案被大幅提高要求，著实两难。如此互动之下，诚实者将因为吃亏而转变为凡事不和盘托出的心态，加强开发单位坚持隐恶扬善的做法。

现行制度要求某些开发案必须邀请公民团体参与讨论，提高公开透明性，补足了生态调查的盲点和从业人员孤立无援的处境。然而，很多较为冷门的分类群或者未曾受关注之区域，物种或特殊生态系经由生态评估机制中的从业人员而首次发现者不在少数。可惜的是，因第一线人员在从业的过程，受制于计划合约与劳动契约中五花八门的保密条款与惩罚性赔偿，导致他们噤若寒蝉，让公民团体没有被告知的机会。如此法外自由签订的制度和契约，是设计来保护裙带关系、压迫弱势，还是保护生态公共利益呢 ？

压力的来源可不只有外部，民间生态界的社交圈狭小，配合的相关部会、厂商，走廊下一个转角可能再次相见，身处下层的从业人员免不了看人脸色。挡不住压力的上级，将所受限制投射给第一线负责人员：「为什么没有先沟通？」就算对方无意改善才导致事态扩大。又如：「XX公民团体怎么会知道？」那惊恐中质问的语气仿佛生态调查结果是世界上最有价值的秘密。一心掩盖而将营业秘密、商业利益凌驾于职业伦理之上，却是对生态保育最危险的作为。

最后但最重要的，生态保育需要合理的资源分配。回应其不具备「产值」的本质，相关行业被分配的资源遭到排挤难以否认，导致前述各种负面结果。虽其具有理想性、公益性，但也需要充足资源招募人力和培养能力，给予相应条件和环境以提升成果。在过去，产业消耗自然资源转变为人类利益，养育文明发展，社会回馈资源于生态保育理应义不容辞 。

如何避免重蹈覆辙

听完从业人员间公开的秘密，相信任何人都不意外曾听闻「南部某保育类蝙蝠栖洞周围树林遭光电工程破坏」、「中部某溪流整治工程破坏保育类淡水鱼栖息环境」、「北部某都市计划摧毁食虫植物生育地」。麻木无视将导致事态扩大，为避免事件一再重蹈覆辙，在此提供部分观点抛砖引玉：

1. 参考欧美环评做法，将生态保育专业评估程序独立于开发业主之外，在经费来源上进行明确切割，避免受到利害关系人干涉，化解生态从业人员所遭遇的各种困境。
2. 建立第三方稽核机制，不得以任何形式限制生态专业团队与公民团体之横向联系，以达联合监督制衡。
3. 限制计划合约与劳动契约的规范项目，不阻碍调查资料公开透明度，并给予从业人员充分话语权与客观解读空间，配合业者对于环境和职业伦理的提升，有助于行业内部氛围和资料品质改善。
4. 重视生态保育的公益价值，主管单位研拟相关开发案件的生态保育预算比例，破除资源分配的短绌与浮动不定。

唯有反思现行框架和制度的缺点，并试图调整改善，我们的自然与社会环境才有进步的可能性。期许台湾的生态从业环境发展更臻成熟，与动植物共好，让未来的生态从业人员被询问到是否会再次选择这样充满理想的工作时，会义无反顾地回答：Yes , I 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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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文：李承翰／保育第一线──生态从业人员面临的困境
• 环境资讯中心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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