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捕鯨文化四百年:從江戶榮景到現代保育困境
本文目錄(8)
  1. 江戶時代的捕鯨榮景:從產業到文化象徵
  2. 傳統食文化與地方認同:鯨豚為何難以放棄
  3. 科學警訊:鯨豚種群崩潰與海洋生態危機
  4. 體內污染的隱憂:重金屬污染、汞含量與食品安全
  5. 放大鏡還是合理批評:文化相對主義的界限
  6. 困難的選擇與可行的未來
  7. 結語
  8. 參考資料

和歌山縣太地町,一座人口僅約 2,800 人的濱海小鎮,卻背負著日本近四百年捕鯨文化的重量與爭議。從江戶時代「網掛捕鯨」的產業榮景,到今日成為國際保育團體年年架設觀察點盯守的爭議現場,這座小鎮的命運,折射出整個日本社會在傳統與現代價值之間的拉扯。這篇文章想從歷史與文化出發,理解太地町漁民為何堅持這套生活方式,也想從科學角度檢視這份堅持背後的代價:鯨豚族群數量的實際變化、牠們在海洋生態系中扮演的角色,以及鯨豚體內累積的重金屬污染是否真正安全可食。 究竟外界對太地町的批評,是拿著放大鏡挑剔他人的餐桌文化,還是這項延續四百年的產業,確實已經走到必須改變的時刻。這篇文章不會給出簡單的是非題答案,但會試著把歷史脈絡、科學數據與海編的立場,都攤在陽光下讓讀者自己判斷。

江戶時代的捕鯨榮景:從產業到文化象徵

太地町濱海小鎮依山傍海,港灣停泊著漁船,綠島與遠山環繞,這座人口稀少的町村曾因捕鯨業繁榮,如今正面臨產業轉型的十字路口。

太地町濱海小鎮依山傍海,港灣停泊著漁船,綠島與遠山環繞,這座人口稀少的町村曾因捕鯨業繁榮,如今正面臨產業轉型的十字路口。圖片來源:BD Padgett,CC BY-SA 3.0,Wikimedia Commons。

日本與鯨豚的關係最早可追溯至史前繩文時代,但有組織的商業捕鯨,是在江戶時代於和歌山縣太地町一帶成形。太地町位於紀伊半島東岸,因悠久的捕鯨歷史,成為日本捕鯨文化的代表性城鎮。當地的「網掛捕鯨」需數百人分工,從山上瞭望的「山見」發現鯨魚,到船隊圍捕、拖曳回岸,再由岸上工人解剖、榨油,是完整的產業鏈。

捕鯨業對地方經濟的重要性不言可喻,一頭鯨魚的收益足以支撐周邊村落生計,讓耕地貧瘠的太地町靠沿岸鯨豚維持經濟數百年。

這段歷史也留下不少視覺紀錄,江戶時代畫師葛飾北齋(Katsushika Hokusai,以《神奈川衝浪裏》聞名)曾創作以海洋與漁業為主題的版畫系列《千繪之海》,其中一幅《五島鯨突》描繪肥前國五島列島(今長崎縣)外海的捕鯨場面,數艘小船圍住一頭巨鯨,漁民手持魚叉在波濤中準備刺擊,寫實呈現江戶時代典型的「突取捕鯨」作業方式。這類浮世繪與捕鯨繪卷詳細描繪了漁民圍鯨、刺殺的場面,以及捕鯨從發現、圍捕到解剖的分工過程,反映當時社會對鯨魚既依賴又敬畏的複雜情感。

江戶時代的浮世繪中,大型鯨魚在沿岸現身,數十艘捕鯨船齊聚待命,捕鯨業曾是沿海村落最重要的經濟命脈。《千繪之海 五島鯨突》(千絵の海 五島鯨突)是日本浮世繪大師葛飾北齋於 1830 年左右創作的經典名作。

江戶時代的浮世繪中,大型鯨魚在沿岸現身,數十艘捕鯨船齊聚待命,捕鯨業曾是沿海村落最重要的經濟命脈。《千繪之海 五島鯨突》(千絵の海 五島鯨突)是日本浮世繪大師葛飾北齋於 1830 年左右創作的經典名作。

江戶末期,熊野灘大型鯨類洄游減少,加上一場造成重大傷亡的海難,讓大型捕鯨業受重創。太地町漁業由此轉向小型鯨類捕獵,也為日後延續至今的鯨豚獵捕埋下種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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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食文化與地方認同:鯨豚為何難以放棄

日本沿岸捕鯨的歷史,普遍被認為與山地多、耕地稀少的地形有關,鯨豚在部分沿海地區自古被視為重要的蛋白質來源。太地町自 1606 年(江戸時代初期)即發展出組織化的古式捕鯨,四百年來持續捕鯨傳統從未間斷,鯨肉從皮肉到內臟都發展出相應的烹調方式。江戶時代甚至出版了專門的鯨肉食譜《鯨肉調味方》,詳細記載鯨魚各部位、從皮肉到內臟的料理作法,文獻統計相關調理方法多達約 70 種,足見鯨肉當時已深入部分地區的庶民餐桌。

這套文化也包含對生命的敬畏。許多捕鯨村落建有「鯨塚」,例如東京品川的利田神社便保留著 1798 年為悼念一頭鯨魚而建的供養碑,是東京現存唯一的鯨塚,部分地方神社也保留與鯨魚相關的祭祀傳統,用以追悼被捕殺的鯨豚。這種捕殺與追悼並存的矛盾,是理解日本鯨文化難以簡化為「殘忍」或「合理」的關鍵。

日本長崎縣新上五島町的海童神社,鳥居後方矗立著碩大鯨魚顎骨所製成的白色大門

日本長崎縣新上五島町的海童神社,鳥居後方矗立著碩大鯨魚顎骨所製成的白色大門。Attribution: Nejuf at English Wikipedia

至今,鯨豚肉仍是部分離島、半島與山村居民心中的傳統食文化,對曾經接觸過這項飲食的世代而言,帶有一定的懷舊意義。太地町四百年來以捕鯨維生,鯨魚與海豚是當地食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這項漁業與地方居民的生計、聚落的存續有著密切關聯。

由此可見,日本政府為太地町辯護,爭的並非捕鯨對錯,而是「這是誰的生活方式」。地方經濟、地域認同與食文化三者交纏,使外部以動物福祉角度提出的批評,難以在地方社會內部產生共鳴,這也是保育爭議遲遲無法化解的深層原因。

科學警訊:鯨豚種群崩潰與海洋生態危機

根據和歌山縣官方資料,2021 年日本全國捕獲小型鯨類 1,172 頭,和歌山縣占 622 頭,超過全國半數。獨立監測團體 Dolphin Project 統計 2025 至 2026 年海豚獵捕季,共 84 頭海豚被活捉送往展演產業,416 頭遭宰殺食用,反映鯨豚種群長年承受的捕撈壓力。

一群海豚在清澈海水中結伴而行,這樣的社會性群體正是捕撈壓力下最先受衝擊的對象。(攝影:Jan van der Wolf/Pexels)

一群海豚在清澈海水中結伴而行,這樣的社會性群體正是捕撈壓力下最先受衝擊的對象。(攝影:Jan van der Wolf/Pexels)

鯨豚多位居食物鏈頂端,掠食烏賊、魚群以維持下層物種平衡,其排泄物富含鐵、氮等營養鹽,支持浮游植物生長,而浮游植物正是海洋固碳與供氧的基礎。族群萎縮將使這條營養循環斷裂,影響擴及整個海洋生態系。

Dolphin Project 與 International Marine Mammal Project 等保育組織長期在太地町架設觀察點,記錄每年驅獵行動與捕獲物種並公開資料,追蹤瓶鼻海豚等目標物種的族群變化趨勢。當一個物種同時面臨活體捕捉與宰殺食用雙重壓力,滅絕風險將被放大,這正是科學界持續關切太地町漁業的核心原因。

體內污染的隱憂:重金屬污染、汞含量與食品安全

水銀是自然界廣泛存在的重金屬,海水中的水銀先被微生物吸收,再經小魚、大魚一路往食物鏈上層傳遞,這個過程稱為生物富集。鯨豚位居食物鏈頂端,體內累積的水銀濃度因此明顯高於一般魚貝類,這一點連和歌山縣官方資料也不否認,其文件明確指出部分大型肉食魚類與海洋哺乳動物體內的甲基水銀濃度會經由食物鏈濃縮而偏高。

面對這項事實,和歌山縣與太地町的立場是,鯨體內雖累積高濃度水銀,但其中多數是與硒結合、毒性較低的「硒化水銀」形式,並非全然等同於一般認知中的甲基水銀毒性。官方也引用國立水俁病總合研究中心針對太地町居民所做的毛髮水銀濃度調查,該調查顯示太地町住民毛髮水銀濃度較全國14個地區平均高出約4至4.5倍,但未發現疑似甲基水銀中毒的個案。

不過,這份調查同時也指出,由於發現部分居民毛髮水銀濃度異常偏高,仍有必要持續追蹤研究,特別是水銀對兒童發展與循環系統可能造成的長期低劑量影響,目前尚無定論。這正是相關論述中最容易被忽略、卻最需要被正視的灰色地帶。

放大鏡還是合理批評:文化相對主義的界限

太地町之所以成為國際焦點,2009 年的紀錄片《血色海灣》(The Cove)是關鍵。這部由 Louie Psihoyos 執導的作品記錄了海豚驅趕獵捕的過程,主角是 1960 年代影集《海豚寶寶》(Flipper)的海豚訓練師 Richard O'Barry,他在自己訓練的海豚死去後,轉而反對圈養與獵捕。影片拿下 2010 年奧斯卡最佳紀錄長片,也把太地町推到全球輿論的正中央。

爭議同樣從這部片開始。日本國內批評它以偷拍手法取材、把整座城鎮化約成單一畫面,2010 年在日本上映時,部分戲院因抗議與威脅取消放映。海編認為這部片的價值與局限要一起看,它讓世界看見原本被遮蔽的現場,卻也讓太地町居民感覺自己被審判,反而加深了對外界的防衛。理解這段前因後果,才看得懂今天雙方為何難以對話。

反捕豚運動者 Richard O'Barry 站在太地町的海灣旁,紀錄片《血色海灣》讓這座小鎮成為全球輿論焦點。

反捕豚運動者 Richard O'Barry 站在太地町的海灣旁,紀錄片《血色海灣》讓這座小鎮成為全球輿論焦點。圖片來源:Donald knapps,CC BY-SA 4.0,Wikimedia Commons。

和歌山縣官方主張各國飲食文化由氣候、地理與歷史形成,不應以單一價值觀評斷他者餐桌,並指出美國阿拉斯加原住民依「先住民生存捕鯨」制度、透過阿拉斯加愛斯基摩捕鯨委員會(AEWC)分配配額獵捕弓頭鯨等大型鯨類,卻只有太地町漁民持續遭到指責,這種差別待遇值得深思。國際捕鯨委員會(IWC)規範呈現雙軌並存:大型鯨類受其約束,日本已於2019年退出並恢復本國海域的商業捕鯨,挪威以正式異議、冰島以保留條款排除禁令適用,兩國持續進行商業捕鯨。小型鯨豚不在IWC規範內,捕撈交由各國自行管理,日本每年由和歌山縣太地町等地執行相關漁業活動。

這裡要補一個常被略過的事實:太地町並不是一年四季都在獵捕,而且不同鯨種能捕的月份也不一樣。當地的驅趕網漁業每年 9 月 1 日解禁,瓶鼻海豚、條紋海豚這類體型較小的海豚,獵捕期至隔年 2 月底為止,日文統稱「ゴンドウ」的領航鯨類,包含短肢領航鯨與瑞氏海豚,獵捕期則延長至 4 月底。因此 3 月與 4 月僅領航鯨類仍在獵捕範圍內,其餘月份停止作業。獨立監測團體記錄 2025 至 2026 年獵捕季的海豚部分在 2 月 28 日結束,領航鯨可能延續到 4 月底,與這套期間規定相符。

捕多少也有上限。日本水產廳每年按鯨種公布捕獲配額,令和 8 年(2026 年)的和歌山縣鯨類追込網漁業,9 種小型鯨豚合計 1,814 頭,同縣的海豚突棒漁業另有 354 頭,全國各道縣合計 10,946 頭。要注意配額表上的「漁期」寫的是 9 月至隔年 8 月,那是配額的計算年度,不等於整年都能下海追捕。

換句話說,這是一套有主管機關、有配額、也有季節限制的漁業,爭議不在於它無法可管。真正該問的是這套配額怎麼訂、依據哪些族群量調查、由誰驗證,以及在族群資料仍有缺口的情況下,現行的捕獲上限是否足以支撐長期存續。

然而,文化自決權與動物福利的張力並未消失。多個保育組織主張,鯨豚具高度社會性與認知能力,圍捕拆散家族群體、活捉送往展演產業,牴觸跨越國界的動物倫理底線。也有動保團體指出,展演市場需求不減,獵捕誘因就不會消失,使議題延伸為全球消費行為的共同課題。

哪一方站得住腳,取決於觀察角度。族群量是否穩定,是可用科學數據檢驗的保育問題。是否該吃鯨豚肉或圈養展演,則屬價值觀選擇的範疇。國際規範讓大型鯨類與小型鯨豚適用不同管理邏輯,正是這種複雜性在制度層面的體現。

困難的選擇與可行的未來

太地町組織性捕鯨始於一六〇六年,四百年產業歷史與地方飲食記憶,不是一句話能否定的東西。太地町漁民的處境有其脈絡,官方強調文化與生活權也並非空言,但這份理解不等於現狀該原封不動延續下去。當代取得蛋白質早已不限捕撈野生鯨豚,種群壓力與體內重金屬風險都是攤在檯面上的科學事實。在永續發展成為全球海洋治理主軸的今天,繼續以傳統之名維持大規模捕撈,並非負責任的選擇。

比起爭論該指責誰,更值得討論的是轉型路徑。太地町擁有豐富的鯨豚知識與長年觀察經驗,這正是生態旅遊最需要的基礎。日本其他地區已經走出這條路,小笠原群島(Ogasawara Islands)在十九世紀捕鯨全盛期,曾是歐美捕鯨船隊熱門作業海域,父島更曾作為捕鯨船的補給港,一度被外國船員稱為「Japan Ground」,如今則以賞鯨、賞海豚行程聞名,全年可見抹香鯨棲息其中,每年十二月至隔年五月則有座頭鯨洄游現蹤,吸引遊客搭船出海觀察牠們的身影。

鯨魚躍出水面的瞬間展現力量,這樣的景象正是觀鯨旅遊的核心吸引力,也是太地町轉型的潛力所在。(攝影:Silvana Palacios/Pexels)

鯨魚躍出水面的瞬間展現力量,這樣的景象正是觀鯨旅遊的核心吸引力,也是太地町轉型的潛力所在。(攝影:Silvana Palacios/Pexels)

遊客乘小船在沿岸山巒間近距離觀察鯨魚,是活鯨經濟取代捕撈的具體樣貌。(攝影:ArtHouse Studio/Pexels)

遊客乘小船在沿岸山巒間近距離觀察鯨魚,是活鯨經濟取代捕撈的具體樣貌。(攝影:ArtHouse Studio/Pexels)

這類案例說明,活著的鯨豚同樣能創造收入,且收入來源不受捕獲配額或國際輿論壓力影響,反而隨著海洋生態愈完整而愈能延續。

根據可查證的種群數據與污染風險,捕鯨與捕豚產業應逐步減少乃至停止,而非以文化為由無限期延續。這並非否定太地町漁民過去的生活方式曾經合理存在過,而是主張科學決策應取代習慣沿用的做法。

海洋的未來不會只由一個漁鎮決定,但每個漁鎮的選擇都會影響海洋的未來。

結語

太地町的四百年歷史不會因為一篇文章而改寫,但海洋的處境,正因為每一個世代的選擇而持續變化。海編相信,理解一項傳統的起源,與是否該讓它繼續延續下去,本來就是兩件事。當代社會取得蛋白質的方式早已不必仰賴野生鯨豚,種群壓力與污染風險也已是攤在檯面上的事實,捕鯨與捕豚產業理當逐步減少,轉向生態旅遊等更具永續性的路徑。這不是外人強加的價值觀,而是留給海洋一個喘息機會的選擇。

參考資料

文章首圖:紀州太地浦鯨之圖。太地町立くじらの博物館藏。

海編"布魯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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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布魯陳,平常喜歡帶著大相機下海找生物,如果你有海洋議題歡迎找我聊聊,約我吃飯更歡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