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捕鲸文化四百年:从江户荣景到现代保育困境
本文目录(8)
  1. 江户时代的捕鲸荣景:从产业到文化象征
  2. 传统食文化与地方认同:鲸豚为何难以放弃
  3. 科学警讯:鲸豚种群崩溃与海洋生态危机
  4. 体内污染的隐忧:重金属污染、汞含量与食品安全
  5. 放大镜还是合理批评:文化相对主义的界限
  6. 困难的选择与可行的未来
  7. 结语
  8. 参考资料

和歌山县太地町,一座人口仅约 2,800 人的滨海小镇,却背负著日本近四百年捕鲸文化的重量与争议。从江户时代「网挂捕鲸」的产业荣景,到今日成为国际保育团体年年架设观察点盯守的争议现场,这座小镇的命运,折射出整个日本社会在传统与现代价值之间的拉扯。这篇文章想从历史与文化出发,理解太地町渔民为何坚持这套生活方式,也想从科学角度检视这份坚持背后的代价:鲸豚族群数量的实际变化、牠们在海洋生态系中扮演的角色,以及鲸豚体内累积的重金属污染是否真正安全可食。 究竟外界对太地町的批评,是拿著放大镜挑剔他人的餐桌文化,还是这项延续四百年的产业,确实已经走到必须改变的时刻。这篇文章不会给出简单的是非题答案,但会试著把历史脉络、科学数据与海编的立场,都摊在阳光下让读者自己判断。

江户时代的捕鲸荣景:从产业到文化象征

太地町滨海小镇依山傍海,港湾停泊著渔船,绿岛与远山环绕,这座人口稀少的町村曾因捕鲸业繁荣,如今正面临产业转型的十字路口。

太地町滨海小镇依山傍海,港湾停泊著渔船,绿岛与远山环绕,这座人口稀少的町村曾因捕鲸业繁荣,如今正面临产业转型的十字路口。图片来源:BD Padgett,CC BY-SA 3.0,Wikimedia Commons。

日本与鲸豚的关系最早可追溯至史前绳文时代,但有组织的商业捕鲸,是在江户时代于和歌山县太地町一带成形。太地町位于纪伊半岛东岸,因悠久的捕鲸历史,成为日本捕鲸文化的代表性城镇。当地的「网挂捕鲸」需数百人分工,从山上瞭望的「山见」发现鲸鱼,到船队围捕、拖曳回岸,再由岸上工人解剖、榨油,是完整的产业链。

捕鲸业对地方经济的重要性不言可喻,一头鲸鱼的收益足以支撑周边村落生计,让耕地贫瘠的太地町靠沿岸鲸豚维持经济数百年。

这段历史也留下不少视觉纪录,江户时代画师葛饰北斋(Katsushika Hokusai,以《神奈川冲浪里》闻名)曾创作以海洋与渔业为主题的版画系列《千绘之海》,其中一幅《五岛鲸突》描绘肥前国五岛列岛(今长崎县)外海的捕鲸场面,数艘小船围住一头巨鲸,渔民手持鱼叉在波涛中准备刺击,写实呈现江户时代典型的「突取捕鲸」作业方式。这类浮世绘与捕鲸绘卷详细描绘了渔民围鲸、刺杀的场面,以及捕鲸从发现、围捕到解剖的分工过程,反映当时社会对鲸鱼既依赖又敬畏的复杂情感。

江户时代的浮世绘中,大型鲸鱼在沿岸现身,数十艘捕鲸船齐聚待命,捕鲸业曾是沿海村落最重要的经济命脉。《千绘之海 五岛鲸突》(千絵の海 五岛鲸突)是日本浮世绘大师葛饰北斋于 1830 年左右创作的经典名作。

江户时代的浮世绘中,大型鲸鱼在沿岸现身,数十艘捕鲸船齐聚待命,捕鲸业曾是沿海村落最重要的经济命脉。《千绘之海 五岛鲸突》(千絵の海 五岛鲸突)是日本浮世绘大师葛饰北斋于 1830 年左右创作的经典名作。

江户末期,熊野滩大型鲸类洄游减少,加上一场造成重大伤亡的海难,让大型捕鲸业受重创。太地町渔业由此转向小型鲸类捕猎,也为日后延续至今的鲸豚猎捕埋下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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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食文化与地方认同:鲸豚为何难以放弃

日本沿岸捕鲸的历史,普遍被认为与山地多、耕地稀少的地形有关,鲸豚在部分沿海地区自古被视为重要的蛋白质来源。太地町自 1606 年(江戸时代初期)即发展出组织化的古式捕鲸,四百年来持续捕鲸传统从未间断,鲸肉从皮肉到内脏都发展出相应的烹调方式。江户时代甚至出版了专门的鲸肉食谱《鲸肉调味方》,详细记载鲸鱼各部位、从皮肉到内脏的料理作法,文献统计相关调理方法多达约 70 种,足见鲸肉当时已深入部分地区的庶民餐桌。

这套文化也包含对生命的敬畏。许多捕鲸村落建有「鲸冢」,例如东京品川的利田神社便保留著 1798 年为悼念一头鲸鱼而建的供养碑,是东京现存唯一的鲸冢,部分地方神社也保留与鲸鱼相关的祭祀传统,用以追悼被捕杀的鲸豚。这种捕杀与追悼并存的矛盾,是理解日本鲸文化难以简化为「残忍」或「合理」的关键。

日本长崎县新上五岛町的海童神社,鸟居后方矗立著硕大鲸鱼颚骨所制成的白色大门

日本长崎县新上五岛町的海童神社,鸟居后方矗立著硕大鲸鱼颚骨所制成的白色大门。Attribution: Nejuf at English Wikipedia

至今,鲸豚肉仍是部分离岛、半岛与山村居民心中的传统食文化,对曾经接触过这项饮食的世代而言,带有一定的怀旧意义。太地町四百年来以捕鲸维生,鲸鱼与海豚是当地食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项渔业与地方居民的生计、聚落的存续有著密切关联。

由此可见,日本政府为太地町辩护,争的并非捕鲸对错,而是「这是谁的生活方式」。地方经济、地域认同与食文化三者交缠,使外部以动物福祉角度提出的批评,难以在地方社会内部产生共鸣,这也是保育争议迟迟无法化解的深层原因。

科学警讯:鲸豚种群崩溃与海洋生态危机

根据和歌山县官方资料,2021 年日本全国捕获小型鲸类 1,172 头,和歌山县占 622 头,超过全国半数。独立监测团体 Dolphin Project 统计 2025 至 2026 年海豚猎捕季,共 84 头海豚被活捉送往展演产业,416 头遭宰杀食用,反映鲸豚种群长年承受的捕捞压力。

一群海豚在清澈海水中结伴而行,这样的社会性群体正是捕捞压力下最先受冲击的对象。(摄影:Jan van der Wolf/Pexels)

一群海豚在清澈海水中结伴而行,这样的社会性群体正是捕捞压力下最先受冲击的对象。(摄影:Jan van der Wolf/Pexels)

鲸豚多位居食物链顶端,掠食乌贼、鱼群以维持下层物种平衡,其排泄物富含铁、氮等营养盐,支持浮游植物生长,而浮游植物正是海洋固碳与供氧的基础。族群萎缩将使这条营养循环断裂,影响扩及整个海洋生态系。

Dolphin Project 与 International Marine Mammal Project 等保育组织长期在太地町架设观察点,记录每年驱猎行动与捕获物种并公开资料,追踪瓶鼻海豚等目标物种的族群变化趋势。当一个物种同时面临活体捕捉与宰杀食用双重压力,灭绝风险将被放大,这正是科学界持续关切太地町渔业的核心原因。

体内污染的隐忧:重金属污染、汞含量与食品安全

水银是自然界广泛存在的重金属,海水中的水银先被微生物吸收,再经小鱼、大鱼一路往食物链上层传递,这个过程称为生物富集。鲸豚位居食物链顶端,体内累积的水银浓度因此明显高于一般鱼贝类,这一点连和歌山县官方资料也不否认,其文件明确指出部分大型肉食鱼类与海洋哺乳动物体内的甲基水银浓度会经由食物链浓缩而偏高。

面对这项事实,和歌山县与太地町的立场是,鲸体内虽累积高浓度水银,但其中多数是与硒结合、毒性较低的「硒化水银」形式,并非全然等同于一般认知中的甲基水银毒性。官方也引用国立水俣病总合研究中心针对太地町居民所做的毛发水银浓度调查,该调查显示太地町住民毛发水银浓度较全国14个地区平均高出约4至4.5倍,但未发现疑似甲基水银中毒的个案。

不过,这份调查同时也指出,由于发现部分居民毛发水银浓度异常偏高,仍有必要持续追踪研究,特别是水银对儿童发展与循环系统可能造成的长期低剂量影响,目前尚无定论。这正是相关论述中最容易被忽略、却最需要被正视的灰色地带。

放大镜还是合理批评:文化相对主义的界限

太地町之所以成为国际焦点,2009 年的纪录片《血色海湾》(The Cove)是关键。这部由 Louie Psihoyos 执导的作品记录了海豚驱赶猎捕的过程,主角是 1960 年代影集《海豚宝宝》(Flipper)的海豚训练师 Richard O'Barry,他在自己训练的海豚死去后,转而反对圈养与猎捕。影片拿下 2010 年奥斯卡最佳纪录长片,也把太地町推到全球舆论的正中央。

争议同样从这部片开始。日本国内批评它以偷拍手法取材、把整座城镇化约成单一画面,2010 年在日本上映时,部分戏院因抗议与威胁取消放映。海编认为这部片的价值与局限要一起看,它让世界看见原本被遮蔽的现场,却也让太地町居民感觉自己被审判,反而加深了对外界的防卫。理解这段前因后果,才看得懂今天双方为何难以对话。

反捕豚运动者 Richard O'Barry 站在太地町的海湾旁,纪录片《血色海湾》让这座小镇成为全球舆论焦点。

反捕豚运动者 Richard O'Barry 站在太地町的海湾旁,纪录片《血色海湾》让这座小镇成为全球舆论焦点。图片来源:Donald knapps,CC BY-SA 4.0,Wikimedia Commons。

和歌山县官方主张各国饮食文化由气候、地理与历史形成,不应以单一价值观评断他者餐桌,并指出美国阿拉斯加原住民依「先住民生存捕鲸」制度、透过阿拉斯加爱斯基摩捕鲸委员会(AEWC)分配配额猎捕弓头鲸等大型鲸类,却只有太地町渔民持续遭到指责,这种差别待遇值得深思。国际捕鲸委员会(IWC)规范呈现双轨并存:大型鲸类受其约束,日本已于2019年退出并恢复本国海域的商业捕鲸,挪威以正式异议、冰岛以保留条款排除禁令适用,两国持续进行商业捕鲸。小型鲸豚不在IWC规范内,捕捞交由各国自行管理,日本每年由和歌山县太地町等地执行相关渔业活动。

这里要补一个常被略过的事实:太地町并不是一年四季都在猎捕,而且不同鲸种能捕的月份也不一样。当地的驱赶网渔业每年 9 月 1 日解禁,瓶鼻海豚、条纹海豚这类体型较小的海豚,猎捕期至隔年 2 月底为止,日文统称「ゴンドウ」的领航鲸类,包含短肢领航鲸与瑞氏海豚,猎捕期则延长至 4 月底。因此 3 月与 4 月仅领航鲸类仍在猎捕范围内,其余月份停止作业。独立监测团体记录 2025 至 2026 年猎捕季的海豚部分在 2 月 28 日结束,领航鲸可能延续到 4 月底,与这套期间规定相符。

捕多少也有上限。日本水产厅每年按鲸种公布捕获配额,令和 8 年(2026 年)的和歌山县鲸类追込网渔业,9 种小型鲸豚合计 1,814 头,同县的海豚突棒渔业另有 354 头,全国各道县合计 10,946 头。要注意配额表上的「渔期」写的是 9 月至隔年 8 月,那是配额的计算年度,不等于整年都能下海追捕。

换句话说,这是一套有主管机关、有配额、也有季节限制的渔业,争议不在于它无法可管。真正该问的是这套配额怎么订、依据哪些族群量调查、由谁验证,以及在族群资料仍有缺口的情况下,现行的捕获上限是否足以支撑长期存续。

然而,文化自决权与动物福利的张力并未消失。多个保育组织主张,鲸豚具高度社会性与认知能力,围捕拆散家族群体、活捉送往展演产业,抵触跨越国界的动物伦理底线。也有动保团体指出,展演市场需求不减,猎捕诱因就不会消失,使议题延伸为全球消费行为的共同课题。

哪一方站得住脚,取决于观察角度。族群量是否稳定,是可用科学数据检验的保育问题。是否该吃鲸豚肉或圈养展演,则属价值观选择的范畴。国际规范让大型鲸类与小型鲸豚适用不同管理逻辑,正是这种复杂性在制度层面的体现。

困难的选择与可行的未来

太地町组织性捕鲸始于一六〇六年,四百年产业历史与地方饮食记忆,不是一句话能否定的东西。太地町渔民的处境有其脉络,官方强调文化与生活权也并非空言,但这份理解不等于现状该原封不动延续下去。当代取得蛋白质早已不限捕捞野生鲸豚,种群压力与体内重金属风险都是摊在台面上的科学事实。在永续发展成为全球海洋治理主轴的今天,继续以传统之名维持大规模捕捞,并非负责任的选择。

比起争论该指责谁,更值得讨论的是转型路径。太地町拥有丰富的鲸豚知识与长年观察经验,这正是生态旅游最需要的基础。日本其他地区已经走出这条路,小笠原群岛(Ogasawara Islands)在十九世纪捕鲸全盛期,曾是欧美捕鲸船队热门作业海域,父岛更曾作为捕鲸船的补给港,一度被外国船员称为「Japan Ground」,如今则以赏鲸、赏海豚行程闻名,全年可见抹香鲸栖息其中,每年十二月至隔年五月则有座头鲸洄游现踪,吸引游客搭船出海观察牠们的身影。

鲸鱼跃出水面的瞬间展现力量,这样的景象正是观鲸旅游的核心吸引力,也是太地町转型的潜力所在。(摄影:Silvana Palacios/Pexels)

鲸鱼跃出水面的瞬间展现力量,这样的景象正是观鲸旅游的核心吸引力,也是太地町转型的潜力所在。(摄影:Silvana Palacios/Pexels)

游客乘小船在沿岸山峦间近距离观察鲸鱼,是活鲸经济取代捕捞的具体样貌。(摄影:ArtHouse Studio/Pexels)

游客乘小船在沿岸山峦间近距离观察鲸鱼,是活鲸经济取代捕捞的具体样貌。(摄影:ArtHouse Studio/Pexels)

这类案例说明,活著的鲸豚同样能创造收入,且收入来源不受捕获配额或国际舆论压力影响,反而随著海洋生态愈完整而愈能延续。

根据可查证的种群数据与污染风险,捕鲸与捕豚产业应逐步减少乃至停止,而非以文化为由无限期延续。这并非否定太地町渔民过去的生活方式曾经合理存在过,而是主张科学决策应取代习惯沿用的做法。

海洋的未来不会只由一个渔镇决定,但每个渔镇的选择都会影响海洋的未来。

结语

太地町的四百年历史不会因为一篇文章而改写,但海洋的处境,正因为每一个世代的选择而持续变化。海编相信,理解一项传统的起源,与是否该让它继续延续下去,本来就是两件事。当代社会取得蛋白质的方式早已不必仰赖野生鲸豚,种群压力与污染风险也已是摊在台面上的事实,捕鲸与捕豚产业理当逐步减少,转向生态旅游等更具永续性的路径。这不是外人强加的价值观,而是留给海洋一个喘息机会的选择。

参考资料

文章首图:纪州太地浦鲸之图。太地町立くじらの博物馆藏。

海编"布鲁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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