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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东北角与澎湖外海,曾经是全球宝石珊瑚最重要的产区之一,这片海域出产的红珊瑚与粉珊瑚,一度撑起一整条从采捕、加工到外销的产业链。宝石珊瑚在东方文明里的地位并非近代才建立,从《本草纲目》记载的药用价值,到清代朝珠的身分象征,珊瑚早已是被赋予高度商业价值的稀有物质,这也是台湾珊瑚渔业愿意投入大量船只与人力开发的历史背景。但宝石珊瑚每年只生长几毫米,一株成熟到足以雕琢成饰品,往往需要数十年甚至上百年,传统拖网与钩爪采捕作业,对海底栖地与周边生物群落造成的破坏,远比渔获纪录呈现的更严重。这篇文章要谈的是,台湾宝石珊瑚渔业如何从曾经的产值高峰,走到今天农业部渔业署纳管、渔船数量逐步递减的现况,也想谈这个产业接下来该何去何从,以及消费端的选择如何影响这个答案。
珊瑚在人类文明中的地位:从古籍记载到清朝朝珠
珊瑚被视为珍稀之物,并非近代才有的现象。明代李时珍所著的《本草纲目》将珊瑚列于金石部,延续了自唐代《新修本草》以来将珊瑚等海洋物种收录为药材的传统,古人将其研磨入药使用。这样的记载说明,珊瑚在东方文明里从一开始就兼具药用与象征意义,也让珊瑚交易很早就在中国沿海形成需求。
这股需求到了清代达到高峰。清代官员依品秩配戴不同材质的朝珠,二品官员配戴珊瑚朝珠,地位仅次于一品的红宝石朝珠,属于高阶官员或重要场合所用的规格。故宫博物院现存多件珊瑚朝珠与雕件,珠身色泽红润,是清代宫廷工艺与阶级制度结合的具体证明。

清代官员朝珠以珊瑚等宝石制成,二品官元以上配戴珊瑚朝珠成为身分象征,这股对珊瑚的需求激发了亚洲沿海数百年的采集活动。《清圣祖康熙皇帝朝服像》故宫博物院藏
从《本草纲目》的药用记载,到清代朝珠的阶级象征,珊瑚在东方文明中始终围绕著稀有与难以取代的美感这两个特质,这正是后来珊瑚产业得以商业化的根本原因。台湾宝石珊瑚渔业的出现,某种程度上正是承接了这段跨越数百年的文明脉络。
台湾宝石珊瑚渔业的发展与巅峰时期
台湾的宝石珊瑚渔业承接了中国沿海长久以来对珊瑚的需求,在合适的地理与海洋条件下逐步成形。1923 年 11 月,日本渔民山本秋太郎在彭佳屿西北方海域以延绳钓意外钓起一枝红珊瑚,随后政府与民间开始计划开发,同年成立东洋珊瑚会社与台湾水产株式会社珊瑚市场,正式开启台湾珊瑚渔业。最初渔场集中在台湾北部与东北部海域,直到 1934 年才发现澎湖海域也有珊瑚分布。这些海域水深动辄数百公尺,早年捕捞仰赖简陋的拖网与人力绞盘,作业风险不小,但珊瑚的高单价让渔民愿意冒险投入。
台湾珊瑚渔业于 1960 至 70 年代达到生产高峰,1970 年代左右是全盛时期,当时全球市面上贩售的宝石珊瑚有 80% 由台湾出口,因此台湾曾被称为珊瑚王国。在珊瑚价格最好的年代,一艘珊瑚船若捕到品质优异的红珊瑚或粉珊瑚,足以支撑一整个家族的生计,这也是为什么即便作业条件艰苦,仍有渔民愿意投入。

南方澳渔港的拖网渔船林立,远处可见进安宫的红色屋顶,这里曾是台湾珊瑚产业最重要的集散地。(摄影:Jimmy Liao/Pexels)
自日治时期建港以来,南方澳就是台湾宝石珊瑚采集、原料集散、加工与交易的总枢纽,在珊瑚王国最风光的年代,被称为珊瑚之乡。1970 到 1980 年代台湾宝石珊瑚产量居全球之冠,南方澳正是支撑这整条产业链运作的核心港口,从采捕渔船的补给、原矿的分级,到雕琢加工与批发交易,多数环节都在这里完成。南方澳地标进安宫内,供奉著一尊以深海宝石珊瑚与黄金雕琢而成的宝石珊瑚妈祖,是全球首见以珊瑚打造的妈祖神像。这尊妈祖的存在,让珊瑚不只是南方澳的产业命脉,也成为当地信仰与地方认同的一部分。

这尊妈祖的存在,让珊瑚不只是南方澳的产业命脉,也成为当地信仰与地方认同的一部分。
珊瑚渔业的经济效益,某种程度上塑造了东北角沿海渔村的产业结构,直到后来面临资源枯竭与下一代不愿接班的双重压力,这个产业才逐渐走到必须转型的路口。
无节制采捕的代价:珊瑚渔业对台湾海域的生态伤害
宝石珊瑚之所以珍贵,很大一部分原因正是它生长极其缓慢。根据台大海洋研究所教授戴昌凤所述,红珊瑚每年基底直径仅增加约 0.5 公厘,中轴骨增长速率每年不到 7 公厘。这样的生长速度,远远跟不上采捕的速度。相较于一般渔业资源如鱼类、贝类能透过族群繁殖在短时间内回补,珊瑚一旦被截断或连根采起,该处海底栖地几乎等同于永久性的损失,短期内不会有新的珊瑚礁床取而代之。

健康的珊瑚礁提供鱼类与底栖生物栖息的立体结构,一旦遭拖网破坏,往往需要数十年才可能局部恢复。(摄影:Tom Fisk/Pexels)
早期珊瑚采捕作业对海床造成的破坏是全面性的,不只采获目标珊瑚,附著在同一片海域的其他底栖生物、软珊瑚群落、甚至鱼类栖息的礁石结构,都可能在采捕过程中一并遭到破坏或连带卷入渔具,形成渔业上所称的混获。这些非目标物种的损伤往往未被计入产业的损益评估,却是实际发生在海底的生态代价。
从保育生物学的角度来看,珊瑚本质上更接近于森林中的老树,而非可再生渔业资源。鱼类与虾蟹的捕捞逻辑建立在「族群回补速度快于捕捞速度」的前提上,这个前提在生长极为缓慢的珊瑚身上并不成立。一旦采捕压力超过珊瑚自然生长与礁床重建的速度,海底栖地便会朝向单向的退化发展,而非达到某种渔业管理常见的动态平衡。
红珊瑚的树状枝条在海底需百年才能长成,这样的生长速度远远跟不上人为采捕。(摄影:The New York Public Library/Unsplash)
这也是为什么宝石珊瑚产业从一开始,就与其他海洋渔业存在根本性的逻辑差异。问题不在于个别渔民作业是否谨慎,而在于这个产业所依附的资源,本质上并不适合用渔业的方式来经营与管理。
从放任到管理:渔业署的纳管与现况
宝石珊瑚产业长期存在的问题,并非珊瑚本身没有价值,而是早年缺乏与生态现实相符的管理制度。农业部渔业署后续针对珊瑚采捕行为订定专属管理规范,将原本处于灰色地带的作业方式正式纳管,并以维持既有经营规模为原则来辅导产业。
珊瑚渔业属于渔船兼营项目之一,仅开放捕捞宝石珊瑚,且长年未再开放新船申请,仅承认早期即具备采捕设备的列管业者。根据渔业署掌握的资讯,早年登记在案的珊瑚渔船数量远多于现今,随列管制度实施后已明显减少。
渔业署近年也持续检讨相关规范,朝向鼓励老旧渔船更新、让渔船总数逐步递减的方向调整,同时检视经营资格的认定条件,使制度更能反映实际作业情况。
从这些修正方向可以看出,渔业署并非要立刻终结这个产业,而是在渔民生计与资源永续之间寻找渐进调整的平衡点。这也是理解台湾宝石珊瑚渔业现况的关键,它已不是放任捕捞的产业,而是处于有序退场路径上的管制渔业。
面向有序退场:呼吁消费端改变,支持渔民转型
宝石珊瑚渔业走到今天,并非渔民贪婪或不守法,而是产业的商业逻辑从一开始就与珊瑚的生长速度存在根本冲突。根据农业部公告资料,台湾宝石珊瑚渔船原列册有案96艘,近年已逐年递减至60艘,这样的缩减靠的是渔业署逐步紧缩的管理办法,而非市场自然萎缩。若社会认为宝石珊瑚不该再被采捕,最直接有效的作法是回到消费端:不购买珊瑚饰品与摆件。需求下降,捕捞量自然跟著减少,这比强制禁令更贴近产业真实的退场逻辑。
这不代表要立刻剥夺现役渔民的生计。依「渔船建造许可及渔业证照核发准则」规定,珊瑚渔业原则上不再核发新渔业证照,仅原有证照到期得换发,船数是靠原渔业人变更或渔船灭失后不再递补而自然递减。国立台湾海洋大学相关研究资料亦显示,珊瑚渔业自2009年起实施新制管理办法后,目前维持60艘潜船,每年潜捕船数约3艘;2014年修正之管理办法并增订每年总容许渔获量为6公吨,达5.4公吨时由中央主管机关公告,自公告日起7日后不得作业。这正是产业有序退场(industry phase-out)的典型作法:尊重渔民多年累积的生计与技术,同时让整体规模逐步收敛。但若需求持续存在,渔民就没有转业诱因,现行制度只会延续产业规模而非真正缩小它,社会共识与消费选择才是关键推力。
除了消费端自我节制,政府与业界也应正视现役珊瑚渔民的转业需求,提供职业训练与转型辅导,让这些家庭有机会转向更具永续发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潜力的渔业或海洋相关工作,同时逐步收紧人才培育,不再鼓励新血投入这个注定缩小的行业。
这不是要把珊瑚渔业描绘成该被惩罚的对象,而是承认当一个产业本质上与生态承载力不相容时,社会有责任协助它体面退场,而不是放任渔民与海洋一起在资源枯竭中付出代价。
结语
宝石珊瑚渔业的问题,从来不是要不要一夕禁止,而是这个高度仰赖稀缺资源的产业,终究难以与海洋生态的复原速度并存。渔业署以船换船的方式逐步收敛规模,是务实的渐进路径,但消费端的选择同样关键,当市场对珊瑚饰品的需求减少,产业退场的速度会更自然,也更少冲突。我们期待看到的,是一个对现役渔民与海洋生态都相对友善的终点,而不是简单的禁止与对立。
参考资料
- 科技大观园,蓝色珍宝:本草纲目中的海洋生药
- 知乎(清代冠服制度整理),清朝官服上朝珠究竟有多美
- 兰阳博物馆,台湾珊瑚产业发展史
- 环境资讯中心,台湾珊瑚渔业相关报导
- 国家地理杂志中文网/台大海洋所,红珊瑚生长速率研究
- 环境资讯中心,红珊瑚生殖与族群特性报导
- 农业部全球资讯网,宝石珊瑚渔业管理相关公告
- 农业部渔业署,渔船建造许可及渔业证照核发准则
- 国立台湾海洋大学(imarm),珊瑚渔业管理制度说明
- 中央广播电台,教育部农业知识入口网/戴昌凤教授简介
首图来源:桃红珊瑚。国立故宫博物院,台北,CC BY 4.0 @ www.npm.gov.tw




